1999年那年我二十二岁，在一个离镇上还有十几里山路的水库当值班员。说是值班员，其实就是个看水库的，每个月拿三百块钱的死工资。 那天傍晚，天阴得像是一块吸饱了墨汁的海绵，沉甸甸地压在头顶。我正穿着那件硬邦邦的黄胶雨衣，拿着手电筒在坝堤上做例行巡视。 就在我准备转身回值班室的时候，手电筒的光柱扫过坝头的那棵老柳树，光圈里突然闯进一个人影。 那深山老林，平时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，何况是这种鬼天气。我心里
1999年那年我二十二岁，在一个离镇上还有十几里山路的水库当值班员。说是值班员，其实就是个看水库的，每个月拿三百块钱的死工资。 那天傍晚，天阴得像是一块吸饱了墨汁的海绵，沉甸甸地压在头顶。我正穿着那件硬邦邦的黄胶雨衣，拿着手电筒在坝堤上做例行巡视。 就在我准备转身回值班室的时候，手电筒的光柱扫过坝头的那棵老柳树，光圈里突然闯进一个人影。 那深山老林，平时连个鬼影子都见不着，何况是这种鬼天气。我心里猛地抽紧，顺手从腰间摸出了防身用的强光电筒，警惕地照了过去。 光束下，那人抬起胳膊挡了挡强光。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，穿着一身早就洗得发白的青布道袍，道袍下摆全贴在腿上，脚上是一双沾满黄泥的千层底布鞋。 他背着个打湿了的化肥袋子，手里杵着一截不知道哪里捡来的树枝当拐杖，整个人被冻得瑟瑟发抖。 他眯着眼睛，扯着嗓子冲我喊，口音夹杂着外省的味道，说他是云游路过这里的，原本想趁天黑前翻过这座山头去镇上，没想到大雨把山道冲得泥泞不堪，实在走不动了，想讨个避雨的地方凑合一宿。 我看他那副狼狈的模样，警惕心也就放下了大半。毕竟一个上了年纪、冻得嘴唇发紫的道士，看着也不像什么歹人。我朝他招了招手，示意他跟着我走。 水库的值班室是一间砖瓦房，外墙连水泥都没抹，红砖直接裸露在外面。屋里陈设简单得可怜，一张单人铁架床，一张掉漆的三屉桌，一个生着蜂窝煤的炉子，还有一个滋滋啦啦响着的半导体收音机。 我把他领进屋，赶紧把炉子上的铁水壶拎下来，给他倒了一大搪瓷缸的热水。他放下那个化肥袋子，连连道谢，双手捧着缸子，大口大口地喝着，蒸气模糊了他的脸。 那时候正是饭点，我原本打算对付一口挂面。既然多了一张嘴，我就多抓了一把面条下锅，又卧了两个鸡蛋，切了半颗大白菜进去。 端着碗吃饭的时候，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风把木头窗户框吹得哐哐直响。屋头昏黄的白炽灯随着风势忽明忽暗。 他吃饭很慢，连面汤都喝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碗筷洗了，整齐地摆在灶台上。看着他这一连串自然的动作，我心里最后那一丝戒备也彻底消散了。 那晚收音机里的信号被雷雨干扰，只剩下单调的沙沙声。我索性关了收音机，和他坐在炉子边烤起了火。 二十二岁的年纪，正是心里长草的时候。外面是九十年代末下海淘金的狂潮，我的发小们有的去了广州的制衣厂，有的去了深圳的电子厂，过年回来的时候，腰里别着传呼机，嘴里叼着红塔山，聊的都是特区的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。而我，却被困在这个只有水声和鸟叫的山沟里，看着死水一潭的水库，心里每天都在翻江倒海。 不知怎么的，面对这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，我竟然把心里的这股子邪火和憋屈全倒了出来。我抱怨这工作的枯燥，抱怨命运的不公，我说我已经打算好了，后天十六号，刚好是镇上赶大集，也是水库站发工资的日子，我准备拿了钱就辞职，跟着亲戚去南方闯荡，那破地方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 他安静地听着我发牢骚，不插话，只是偶尔往炉子里添一块煤。 等我终于说累了，停下来大口喝水的时候，他才缓缓开了口。他没有跟我讲什么顺应天道、无为而治的大道理，而是指了指门外黑漆漆的夜色，问我：“你天天看着这水库，你觉得这水是死的还是活的？” 我愣了一下，随口答道：“当然是死的，一截大坝拦着，它能往哪儿跑？” 他摇了摇头，声音不大但很浑厚：“水只要还在大地之上，就没有死这一说。它被拦在这里，看似不动，其实是在蓄势。太阳一照，它变成了云；开闸一放，它就去灌溉了几十里的农田。人有时候也是这样，你觉得你被困在了一个地方，其实那是老天在让你攒力气。” 他顿了顿，看着我的眼睛继续说：“年轻人都想去人多热闹、钱多的地方，这没错。但去之前，你得把自己这潭水蓄深了。水浅了，一出门就被太阳烤干了；水深了，哪怕是流进泥沟里，也能冲出一条道来。” 我听得半懂不懂，但心里那股莫名的烦躁奇迹般地平息了不少。那天晚上，我们聊了很多，从山里的植被聊到各地的风土人情。他像一本翻不完的地理志，去过很多地方，见过很多人，但他描述事物的方式非常平实，哪怕是讲他遇到过的险境，也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一样波澜不惊。 后半夜，我让他睡在那张唯一的铁架床上，我自己在桌子拼成的铺板上裹着大衣将就了一晚。听着窗外连绵不绝的雨声，我睡得很沉。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，雨已经停了。天色灰蒙蒙的，透着一种让人压抑的黄。 他已经把床铺整理得平平整整，正站在门外的坝堤上，抬头看着远处的山体，眉头微皱。 我走过去，递给他两个刚烤热的馒头，说：“雨停了，等路上的水控一控，你大概中午就能下山了。顺着这条道一直走，天黑前准能到镇上。” 他接过馒头，道了谢，却并没有马上收拾东西离开。他蹲下身，抓起一把坝堤上的泥土，放在指尖捻了捻，又凑到鼻尖闻了闻。然后他转过头，神色非常严肃地看着我。 “小兄弟，你昨晚说，你原本打算明天十六号下山去镇上辞职，对吧？”他问得一本正经。 我点了点头：“对啊，和亲戚都说好了，明天下去拿了工资
